他更进一步指出：“佛教、道教，只会把人们教育得仁义、柔弱，不是暴力争胜之术，不可推崇它们。” 这虽然带有功利主义色彩，但却一针见血地指出了文化形态与民族性格塑造之间的关系。

他担心温和的宗教会消解突厥人的尚武精神和攻击性，而这正是他们赖以生存的“心理资本”。

“毗伽可汗这才停止了。” 暾欲谷的谏言，成功地进行了一次“认知重构”，让毗伽可汗认识到，保持本民族的“文化认同”和心理特质，才是生存和发展的根本。

在唐朝这边，面对奚人和契丹人的归顺，一项重要的战略重建工程也被提上日程。

“贝州刺史宋庆礼建议恢复营州建制”。

到开元五年（公元717年）正月，唐玄宗正式下诏，“在柳城重新设立营州都督，兼平卢军使”，并任命“太子詹事姜师度为营田、支度使，与宋庆礼等人修筑城池”。

史载“仅用三十天就建成了”，效率惊人。

更重要的是接下来的发展：“宋庆礼清廉勤勉，组织人力开荒屯田，招抚流民，数年之间，营州仓库充实，城市也繁荣起来了。”

营州的复兴，是“环境心理学”一次成功的积极实践。

它通过创造稳定、繁荣的物质环境（城池、屯田、仓库），来潜移默化地影响和塑造人的心理与行为。流民被招抚，有了固定的居所和生计，其心理状态会逐渐从“漂泊不安”转向“安定归属”。

繁荣的商业和充实的仓库，则提供了强大的“物质安全感”。这种由外而内的心理建设，与王晙提出的内迁降众进行文化同化的思路，在内核上是相通的。

贞小兕明白，这都是希望通过改变环境来最终改变人心，构建起对大唐帝国的认同感和向心力……