思泰等部逃回突厥后，给新立的毗伽可汗带来了新的希望和诱惑。面对内部逐渐凝聚的人心，以及唐朝边境的动荡，“毗伽可汗想趁机南下，对唐朝发起反攻”。

然而，老谋深算的暾欲谷再次展现了其卓越的战略智慧和心理洞察力。

他劝阻道：“唐主英武、人民和洽，庄稼丰收，不可轻举妄动。我们的部众才刚刚聚集，力量还很弱小，应当休养生息几年后，才可伺机而动。” 这是一次清醒的“社会比较”。

他准确地评估了敌我双方的综合实力和心理状态，指出唐朝正处于上升期（“英武”、“和洽”、“丰收”），而突厥则处于“心理恢复期”，亟需休养，避免再次遭受重大挫折，导致刚刚凝聚的“集体效能感”再次崩溃。

更有趣的是接下来的对话。“毗伽可汗又打算修筑城池，建造寺庙”。

这个想法，反映了他内心深处对唐朝文明模式的向往，是一种“文化自卑”与“模仿心理”的体现。

他希望通过模仿强大的对手，来获得同样的力量。

但暾欲谷坚决反对，他的理由深刻而精辟：

“不可。我们突厥人众稀少，不足唐朝的百分之一，我们之所以能够与其匹敌，就是我们追逐水草，居住无常，以射猎为生，人人都习武，我们力量强大的时候，就可以进军抢掠，弱小时又可逃窜，躲进山林，唐军人数虽多，也无能为力。如今假如我们修筑城池，变更旧俗，一旦失利，必定会被歼灭。”

这段话，堪称游牧民族的“生存心理学”总纲。

暾欲谷深刻地认识到，突厥的核心优势在于其机动性带来的“心理不确定性”和“控制感”，以及全民尚武精神所维系的“集体自尊”。

筑城定居，意味着放弃这种心理和战术优势，与唐朝进行对方擅长的堡垒攻防战，这无异于自杀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