对薛嗣先：扞卫“普遍主义”原则 坚决反对回到“斜封官”的乱政，即使面对皇族请托，也坚持必须走中书门下审核、吏部执行的法定程序。他将此事上升到“最为公平正义，唯圣人所能”的高度，是在进行“价值绑定”，使皇帝也难以拒绝。

这些措施的核心目的，是逐渐将“权力寻租”和“人情请托”的空间压缩至最小，让官员的晋升主要依赖于其才能、劳绩和符合程序的表现，从而建立一种“制度信任”，减少组织内耗，提升整体效率。

过去，朝集使们来京汇报工作，往往携带大量金钱，趁机四处打通关节。等到来年春天，这些人很多都被升官了。地方官员进京汇报工作，成了一场规模宏大的行贿运动。宋璟上书唐玄宗，对于朝集使们等来年汇报完工作，一律哪来的，回哪去，其间的官位一律冻结。这一措施实施后，朝集使行贿的事就绝迹了。

这是最具系统性的改革之一。

宋璟洞察到了行贿行为的根本动机——即时的晋升回报。

他通过冻结朝集使离京后的职位变动，彻底切断了“行贿”与“升官”之间的短期因果链条。

当行贿无法带来预期的、可见的利益时，这种行为的经济理性就消失了。这是一种基于“激励理论”的精准制度设计，通过改变行为的结果来改变行为本身。

在小兕看来，姚崇与宋璟，如同大唐帝国这台精密仪器的两位顶尖工程师。

姚崇擅长故障排除和性能优化，反应迅速，手段灵活；宋璟则专注于制度建设、流程规范和价值校准，目光深远，坚守原则。他们共同为开元盛世打下了坚实的制度基础和吏治基础。

作为鸿胪寺一名微不足道的主簿，贞晓兕深知自己人微言轻。但她凭借穿越者的身份和心理学知识，获得了独一无二的观察视角。她将所见所闻、所思所想，都细致地记录下来。

她看到，在姚崇、宋璟等贤相的努力下，大唐的官场风气正在逐步清明，一种基于能力和实绩的“程序正义”正在取代基于关系和贿赂的“潜规则”。

虽然这个过程必然有反复和阻力，但大方向是令人振奋的。

她这个来自未来的心理学博士，似乎在这波澜壮阔的开元初年，找到了自己独特的存在价值——不仅仅是作为一个历史的旁观者，更是作为一个带着现代知识透镜的分析者与学习者。

她隐约感到，这些对盛世奠基过程的深度观察与理解，或许能让她为这个伟大时代贡献出一些与众不同的东西……